2014年10月18—19日，由河南省史学会与安阳师范学院共同主办，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承办的河南省首届青年历史学者研讨会在安阳师范学院隆重举行。来自郑州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洛阳师范学院、南阳师范学院、商丘师范学院、许昌学院、周口师范学院、郑州师范学院、安阳师范学院等省内70余位青年历史学者参与了此次会议。此次会议围绕“中原考古与华夏文明研究”、“中原文化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原文化在近代的传承与创新”、“华夏文明与世界史研究”四个方面议题，共提交论文73篇，涵盖了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研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法律、文学、人物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河南省青年历史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笔者拟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考古学四个方面简要介绍一下此次研讨会成果。

中国古代史研究是本次研讨会取得成果最多的一个方面，涉及到了古代史研究的各个层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古代政治研究。李慧芬《殷商王朝的国力考略》以殷商王朝与“四土”诸侯的关系为视角，从中央对“四土”诸侯的权利，以及“四土”诸侯对中央政府所尽义务两个方面论述了殷商王朝国力与“四土”诸侯的关系，认为“四土”诸侯是殷商王朝的地方政权。

杨小召《春秋时期晋、鲁家臣比较研究》通过比较春秋时期晋国、鲁国家臣的共性和差异性，认为晋国家臣具有“家臣”、“公臣”双重身份，但少有叛乱，鲁国家臣多叛乱。究其原因，他认为鲁保存传统最多，受宗法制影响最深。而晋国国君实行打击公族的措施，导致晋国的宗法制较早遭受破坏。正是这种情形的差异，致使鲁国家臣主要来自与卿大夫有血缘关系的人，即宗法性家臣较多，而发生叛乱的亦多为宗法性家臣。相反，晋国非宗法性家臣为多，对家臣又能“执术而御之”，故叛乱少；由于晋国推行县制早，县制自身存在缺陷，使晋国家臣具有同时期他国家臣所不具备的双重身份。

刘东升和熊伟分别对南北朝政治发展进行了研究。刘东升《十六国时期北方豪族的政治境遇》论述了十六国时期北方胡族政权为了加强统治而与北方汉族豪族联合，使许多汉族豪族能够在胡族政权中身居高位。但由于胡族政权的民族自卑心理，以及对汉人并不完全信任，存有猜忌之心，因而汉族豪族在少数民族政权中地位尴尬，且缺乏制度性的保障，甚至身死家灭。熊伟《魏周府兵军号阶官化的政治过程与意义》一文对魏周府兵制的形成发展，以及其军号阶官化的政治过程进行阐释，指出最初作为职权标志的府兵军号，逐渐与本来的军事职事分离，转变为一类散而非闲的散秩，再由散秩历戎秩，戎秩序列阶官化，发展为具有进位授阶功能的阶官结构，戎秩与将军号共同发挥着特殊的本阶作用，有力推动了魏周国家官僚体制的发展。

郁晓刚《唐代官仓库管理中的量覆与交割》对唐代官仓库的管理作了研究。该文以羽36R《开元年间米麦粟面等折钱帐》为研究视角，深入分析了唐代开元年间会计和勾检中的量覆制度、官仓库的交割、覆剩与覆欠的账务处理及量覆制度在财物勾检中的意义，指出唐代在官仓库管理中建立了规范的会计核算和审计制度，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帐簿体系。

田志光、祁琛云、孙旭等对宋代的参知政事权力变化、开封府赤畿县官吏任职职格、驸马升行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田志光《试论北宋参知政事权力之演变》通过对北宋时期参知政事一职在不同时期权力消长变化的考述，指出北宋参知政事权力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皇帝信任与否、亲疏关系决定，另一方面也受担任参知政事的官员的个人素质、能力、性格方面等因素的制约。在中书政务的实际运作中，其实际权力的大小也存在差别。同时他还更进一步指出，探讨北宋参知政事权力变化时，既要结合当时的政治制度，关注制度的变迁与厘革，又要把握推动制度运行的人的因素，做到制度中的人与事、情与境的结合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阐释、解读政治制度运作与演变的整个过程。祁琛云《北宋开封府赤畿知县任职资格研究》一文从知县的出身、寄禄官及迁入前所任职务为切入点，考察了北宋开封府赤畿知县的任职资格问题。作者通过大量详实的材料，考证了开封府赤畿知县的出身、家世背景、寄禄官阶之构成以及任职前的官职、仕宦经历等方面内容，指出北宋时期开封府赤畿知县，以进士出身者为主，同时，在权势阶层的干预下，来自高级官僚家族的荫补出身者也占有相当比例。赤畿知县的寄禄官以京朝官为主，大致范围在秘书省校书郎(承务郎)等初级京官到诸司员外郎(三朝郎)等中层朝官之间。迁入前任职方面，赤畿知县迁入前多在京城任职，或在近畿、西北二边及经济发达地区的望、紧、上等州县中担任重要职务。另外，无论在出身、寄禄官还是迁入前任职方面，两赤知县与诸畿知县间都存在明显的差别。孙旭《宋代驸马升行探微》通过对宋神宗时期《公主行舅姑礼诏》的时代背景、内容进行考释，认为宋代驸马升行(驸马尚公主后“以祖为父，以父为兄”，在父辈家族中辈分升高一级)并非国家制度，目的亦并非“避舅姑之尊”。真宗朝驸马升行是维护皇族辈分的权宜之计，而非长策。神宗时期之所以会有《公主行舅姑礼诏》的出现，是被当时一些不明真相的士大夫官僚夸大和嫁接，塑造出了与历史事实颇有出入的“国朝旧制”。